“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要努力学习，将来和平实现了，就不用去打仗了。多年后，我对自己的儿子说了同样的话。但现在我已不敢对我的孙子重复同样的话了”。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以色列长者对我讲的一席话。

　　在以色列，民众对和平的渴望是那样普遍，对和平的前景又是那样忧虑。人们平时见面都会用“SHALOM”来打招呼，而SHALOM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和平”。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之间发生了五场大的战争，双方几代人都在战火中长大，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曾呐喊“我们流的血已经够多了”，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也多次发出和平呼吁，他们共同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

　　在巴以和平进程走过的20多年里，既有《奥斯陆协议》带来的期盼，也有拉宾被刺身亡造成的哀伤；既有2000年巴以美三方会谈和2007年中东国际会议的希望，也有2006年以黎战争、2008年“铸铅行动”和2012年“防务之柱”的硝烟。在巴以和谈陷入僵局3年后，巴以双方代表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恢复直接谈判问题，8月14日双方在耶路撒冷举行第二轮会谈，以实现在9个月内签署和平协定的最终目标。

　　应该说，巴以和谈有一定基础。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对抗和战争不会有赢家，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出路。在获得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影片《守门人》中，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前局长用亲身经历道出了“暴力不可能实现和平，即便是敌人也必须对话”的心声。其次，经过有关各方多年努力，已经形成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和可行性方案，如“土地换和平”、“两国方案”、“阿拉伯和平倡议”等等。这是巴以和谈的宝贵积累和再次启航的出发点。第三，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积极努力，即使在中东地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有关各方仍致力于推动复谈。

　　当然，我在与以色列各界的广泛接触中，也感到不少人对巴以实现和平持怀疑态度，有悲观失望情绪。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勒斯坦问题积重难返，解决难度越来越大。一是达成协议难。由于谈判将直接涉及边界划分、耶路撒冷地位、巴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等核心问题，是“难啃的骨头”,双方妥协余地都很小。二是执行协议更难。《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的20年历史表明，达成协议与履行协议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三是和谈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巴以各自内部强硬派的阻挠甚至破坏，出现反复甚至倒退都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以“秘密外交”为主要特征的“奥斯陆模式”已不太可能被复制。巴以问题的解决需要痛苦的妥协、创造性的方案和对历史负责的决断。有关各方能否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相向而行，是对其勇气、魄力和政治智慧的考验。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中国在促进巴以和谈上有独特的优势，一是中国没有私利，支持巴以和谈的立场客观公正且一以贯之；二是中国与巴以双方和阿拉伯世界都是好朋友，与各方都“说得上话”。

　　我经常向以色列朋友讲中国文化中“和则两利”、“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思想。我总是告诉他们，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促进巴以和解，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现和平奇迹。